这是一本生动而含蓄的传记。二十多万字，我差不多是一口气读完。随着一系列生动的细节的依次展开，陈铭德和邓季惺遭遇的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，被这时代的狂风所簸弄的新民报系的悲剧性历程，在这历程中铸就的陈、邓二人迥然相异的性情与作派，都鲜明地浮现出纸面。我很佩服作者嵌置细节的功夫，仿佛是不经意地添描几笔，立刻就画活了一个场面，画活了一个人。我也很喜欢作者的文字的活泼，在不紧不慢、似乎有意要显得舒缓的叙述当中，经常会跳出一两句机敏活泼，还每每带一点揶揄意味的话，让你禁不住眼睛一亮。甚至我读累了，想闭目休息了，陈铭德还是在我的脑子里进进出出，拱手作揖，引得我重新捧起书来：我实在是想知道，在陈铭德的种种温厚、热情、周到、隐忍，乃至四处疏通、八面周旋背后，在他这数十年如一日的低姿态背后，究竟蹲伏着什么样的毅力和欲望？
陈铭德和邓季惺都是正派而能干的人，周围也集聚了一批精悍的报人，他们拳打脚踢，几乎可说是百折不挠，想在中国办一张“流自己的汗，说自己的话”的独立的报纸，最后却还是失败了。行将垮台的政权迁怒于新民报，一挥手就劈断了它的主干。世道就是如此，陈铭德们除了赶紧取低姿态以自保，又能怎么样呢？1961年以后，“脱帽右派”陈铭德被安排去全国政协的文化俱乐部，为画家们“准备活动场所，茶水纸墨”。“所有接近过他的人，除了感到他的热情谦恭之外，决不能想象他曾是旧中国最大的民营报纸的创办人和主持者”。居然能依旧“热情谦恭”，陈铭德显然是看清了自己的命运。
仔细想想，这大概也是一份必然的命运。自十九世纪晚期开始在南方的城市里发展起来的市民阶层，本来是相当安分的，它既缺乏有组织的持续的政治活动能力，也与“五四”前后形成的知识分子群并不合调。作为这市民阶层的意识的自觉的表达者，新民报的后脑勺上，其实是并无反骨的。但是，在二十年代以后的城市里，这个市民阶层却正和独立的知识分子一起，共同构成了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民间的领域。而随着日本的入侵和官方的腐败，社会黑暗愈益弥漫，市民阶层的牢骚和不满也逐渐增大，像新民报这样的市民的喉舌，有时候就难免要发出激烈的抗议之声了。中国的专制者向来不喜欢民间有声音，只要它有能力，它就想要封住一切人的嘴巴，何况你这还是抗议的声音，它当然不会放过了。新民报的遭遇，正确证了二十世纪中国专制者前赴后继，执意要消灭一切民间的声音的黑暗历史。所以，这绝非一个人，一张报纸的事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它其实关联着二十世纪中国人奋力发出自己的声音，争取解放和自由的艰难历程。
我想，这恐怕也就是为什么，隔了将近半个世纪以后，两位作者还会如此不惮烦难，用心去发掘新民报的历史，谛听那遥远的民间的回声。人生的许多事情，其实都不能单以成败立论，看得出，作者对陈铭德夫妇的苦苦奋斗，是怀抱相当的敬意的，这敬意渗透在字里行间，也时时集聚为若干第一人称口吻的推测、假设与感叹。你甚至会觉得，这书中对陈铭德们和新民报的许多分析，隐隐地映出了作者自己的寄托和向往。正是这一点含蓄的寄托，成就了这本传记的不俗的精神品格。不用说，也正是对这品格的粗略的领会，促使我写下这一些更其粗略的感想。
